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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风云与资本市场18年成长

发布时间:2021-01-07 12:44:55 阅读: 来源:保险杠厂家

伴随改革开放30年,我国资本市场也经历了从孕育、试验到加速发展的历史进程。在30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观察我国资本市场,可以大体分为三个“10年”、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1978年-1988年:

懵懂而坚决的探索期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197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财经工作的决策机构。随后,我国的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渐次推进。在此过程中,中央领导人高瞻远瞩,审慎决策,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战略构想已经开始孕育。

股票作为市场经济常见的投融资工具,在三中全会召开后不到5年的时间,就重新在中国现身了。1983年7月,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今宝安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1984年9月和11月,先后有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俗称“小飞乐”)成立并向社会发行股票。

京沪深三地几乎同时出现股票这个新生事物,不是偶然的。此前的体制准备和前期探索已经为资本市场试验做出了铺垫。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时,接受客人向他赠送的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证章,回赠一张50元面值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此前的9月,工商银行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启了新中国股票柜台交易的先河。

1987年3月,国家出台了股票发行的全国性法规,并决定从1988年起在沪深两地进行股份制和股票市场配套改革试点。

1988年9月,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揭开了证券交易所筹备的序幕。这次会议由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后来的第一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主持,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举办。会后,由高西庆(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现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和王波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等人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11月9日,中共中央委托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姚依林和任小组秘书长的张劲夫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听取有关创办中国证券市场的设想。随后,由王波明等任执行人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在北京成立,创建证券交易所的实质性推进工作正式启动。(注:1992年4月,本文作者加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

从1978年到1988年,中国资本市场由萌动到“坚决地试”,弹指十年而已。最高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向外宾赠送股票,国务院领导在中南海听取创办证券市场的汇报,公开向社会传递了这一春天的消息。

1989年-1998年:

监管与市场的磨合期

1989年下半年,中央决定启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办工作。

1990年初,筹办小组向国务院和上海市提交了拟于1991年第一季度正式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报告。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在报告上批示:“这个时间太晚了,要在年内成立”。11月26日,上证所宣告成立;12月19日,举行揭幕典礼。上证所开市向全世界释放了一颗信号弹,宣告了一个决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虽然当时许多人难以相信,但1990年却是中国资本市场“大胆地试”的重要年份。除了上证所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在筹办,参照美国纳斯达克模式的“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也于12月开通。

我国股票市场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争论,焦点是股票市场姓“社”还是姓“资”。对此,高层十分关注。从1991年末到1992年初,先后有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上证所视察。

一个时间上的细节是:1992年1月16日,江泽民同志亲临上证所视察并题词“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交易市场”。1月17日,邓小平同志从北京出发,开始他的巡视南方之旅。

邓小平在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视察南方部分省市,在1月19日至23日视察深圳期间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这一论断终止了争论,也掀起了中国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试点的热潮。

3月起,上证所开始接受异地股票挂牌,沪深股市逐步走向全国化。在这一过程中,股市发展中的问题也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为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10月25日,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成立,行使对全国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职能。12月17日,国务院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出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

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国家决定将股票发行向全国铺开。从1993年起,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可以选择一两家企业发行股票。下半年起,新股发行步伐大幅度加快。相关全国性法规也相继出台。

由于股票供应量增加,而投资者入市节奏相对滞后,股市出现大幅度下跌。1994年上半年,上海、深圳两地股市指数分别跌至333点和96.56点。7月29日,管理层宣布了包括暂缓新股上市在内的“四大救市政策”,股市应声而起。到9月,上证综指突破1000点,投机氛围加剧。为抑制过度投机,管理层采取了查处违规机构、调整交易制度等措施,市场有所回落。

1995年,高层提出股市发展要“宁肯慢务求好”。当时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提出“在规范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进一步规范”的监管理念。这一年的沪深股市相对平淡。许多业内人士意识到,在发展和监管两者间寻求平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一门高深的艺术。

1996年,在国有企业改革亟待加快的大背景下,中央领导于4月提出证券市场要“稳步发展,适当加快”。由于央行连续两次降息,各地政府支持上市公司发展,加上人们对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憧憬,1996年大量新股上市不仅没有给市场造成压力,而且给市场增添了不断炒作的热点。当年新增开户数800万,投资者规模迅速扩大。

热闹的股市交易再次引发了投机风潮。10月以后,政府连续出台12项降温措施,但难以奏效。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要人们警惕“严重过度投机和可能造成的风险”,股市应声大跌。此后,政府一方面继续加强规范,一方面表明继续发展资本市场的态度。

1997年下半年起,股市进入低迷期,直至1998年。

1999年-2008年:

国际化的适应期

1999年初,人们再度审视资本市场表现,认识到严重低迷的股市背离了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必要通过制度调整,促使市场回升。

随后,管理层先后采取了鼓励机构投资者入市、降低股票交易成本等一系列措施,市场逐步回暖。5月19日,沪深两市爆发井喷行情。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5·19”以来的上涨是与宏观经济走势相吻合的“恢复性上涨”,鼓励人们参与资本市场。

这一阶段,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有必要建立一个强大资本市场。不过,随着监管上的某些不足又一次暴露出来,人们再次陷入监管与发展的困惑中。而且,这一次的困惑更多地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路径相联系。

从2001年初开始,“赌场论”、“泡沫论”、“全民炒股论”等带有极端色彩的批评一时蔓延,甚至有人提出要“推倒重来”。在争论中,资本市场发展中固有的一些矛盾被夸大,股市治理上也出现一些偏差。伴随争论,有关在二级市场减持国有股的政策建议被认同,直接导致股市大跌。

这次长达1年多的争论产生了一个重大结果:全社会都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股市局部上市的问题,要逐步实行全流通。

为寻求更大范围共识,2001年11月,中国证监会公开向社会征求国有股减持的方案及建议。数月后,有关方面形成了若干共识。但在临近决策时,高层决定搁置此项改革。

2001年6月14日后,股市陷入长达4年之久的低迷期。这一时期也成为人们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和监管模式大反思的时期。

2003年是第五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上任的第一年。他悄然赴沪、摸底证券市场,在广泛调研后,强调“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市场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此后,这一理念引领一系列重大改革。

2004年1月31日,凝聚各方智慧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发展资本市场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和战略出发作出的重要决策”。

2005年4月底,中央决定要做“党中央国务院多年来一直想做但始终没能做的事情”,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到2007年2月,95%的上市公司完成股改,标志股改进入收尾阶段。

股改将更多的社会资源注入到资本市场,也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投资者的热情,促使股指节节升高。一些过去不可能在国内上市的大型公司也在2006、2007年两年间陆续实现上市。包括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

在新的形势下,股市上涨同样伴随投机炒作的升温。2007年上半年,管理层通过各种方式、屡屡提示风险,同时加大对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但是,市场投机气氛难以得到根本遏制。2007年11月16日,上证综指在人们过度乐观的情绪中创造出6124点的历史高点,随后开始调整。

我国资本市场的暴涨暴跌有其内在原因,即“新兴加转轨”,市场基础建设不足,投资文化建设不足,长期投资者缺乏;也有外在原因,国际估值体系干扰我国市场的定价,导致国内市场的向心力不足。

2008年起,管理层从增强市场稳定发展的机制出发,采取了包括税收、财政、金融、国有资本等方面的综合措施。下半年,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果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宣布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资本市场在过度调整之后,已进入恢复性上涨的阶段。

我国资本市场在经历近一年来的大调整之后,又一次收获了经验和教训。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坚定地维护本国的经济主权和资本市场主权。中国的资本市场最终是要服务于中国人民的。

作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资本对话平台”,资本市场应当也可以担当起对内进行资源分配、对外进行估值发言的历史使命。诚如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所说,长期看,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不会动摇,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没有改变。

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空坐标点上,我们应当坚定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之服务于本国人民的信念,坚持不懈地推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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